（5）平均平等。
平均平等是中国文化基本精神之一。
平均平等的思想，在中国文化中，主要表现为经济利益上的彼此一样。平均即是平等，平等必须也必然表现为平均，亦即社会财位占有和劳动产品的分配上的平均一致。
孔子说：“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46]治国理家，不怕财物匮乏，就怕分配不均。
孔子之前，晏婴就已经讲过“权有无，均贫富”[47]。管子认为：“仓廪虚而民无积，农民以鬻子者，上无术以均之。”[48]把老百姓贫穷、卖子而活，归咎于统治者无法使财富分配平均。
董仲舒看到当时土地兼并严重，“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严峻现实，力主“调均”“限民名田”。要“使富者足以示其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良度而调均之”[49]。
不仅思想家们倡导平均的思想，而且封建帝王有时也实行平均的措施。这主要表现为历代的均田、限田政策。汉代王莽称帝后，复古改制，重点即在恢复井田制，将全国土地定为国有，称为王田，不得买卖，按人口授田。历史上著名的北魏均田制以及与其相应的租调制，即是以一夫一妻的小家庭为受田纳租单位，没有户等区别。北宋王安石变法，一项重要措施是实行方田均税法。他企图用类似井田制的土地制度，均调土地和赋税。明代著名“清官”海瑞，声称“欲天下治平，必行耕田，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税”[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