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陶所标榜的新路子，却表明只不过是些最为模糊不清的陈词滥调。教师应负起领导的责任，学生应负起学习的责任。教师应当教学生学，而不只是教书或教学生。教学生学不只是意味着给他们正确的答案，而是引导他们经由正确的过程有效地得出正确答案。
“就任何给予的问题，教师不应简单地授予学生现成的解决方法，而应整理出这现成方法是怎样得出的，并让学生把这一过程做一遍，得出同样的推理，从而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推导出他自己的方法。”[25]
这一大洋两岸都熟悉的模仿杜威调查方法，典型地反映了陶对实验主义的理解缺乏深度。
杜威教育哲学的中国型
这种肤浅可能部分是由于进步主义以供应外国消费为方式的缘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弗兰克·J.古德诺博士（Dr.Frank J.Goodnow），是美国政治科学协会的第一任主席，一个在纽约著名的进步主义改革家，但却是袁世凯下令破坏议会民主、建立自己独裁时的政治顾问。尽管古德诺加以文饰，但显然他在美国的进步主义不是在中国的同样东西。[26]就杜威而言，或许也是同样的，虽然方式较为微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