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虽然拥有自信的资本，但在拿下上海、南京以前，尚不敢公开对抗武汉。故他虽对武汉中央深怀愤懑，但没有公开指责和否认二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案。3月18日，蒋在日记中写道：“阅汉口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案，甚觉难堪”，“压迫侮辱至矣，然为党国计，惟有勉从耳”。为表明态度，他致电苏俄顾问加伦：“关于武汉方面军政党务之意见，请随时见告，中正只求于革命有利而已。”又致电谭延,声明“以后对于党政诸事概不发言”，请加伦在汉代为解决一切。
另一方面，何应钦、蒋伯诚、顾祝同、潘宜之、杨虎、邵元冲等一批人商议，南京收复后请蒋介石来南京主持大计。他们认为，“以半年来之努力奋斗，其结果不过为造成共产党扰乱地方之基础”，谈起来“多激昂唏嘘”，认为“此问题不解决，恐军心解体”。他们觉得要解决此问题，必须蒋介石拿出主张，一切始有办法。但鉴于蒋介石态度尚游移，他们还不敢明确表达自己的主张。3月21日，张静江告诉邵元冲等人：“介石对于与共产党分离事，已具决心，南京定后，即当来宁共商应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