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瞿秋白秘密辗转于中央机关、热血日报编辑部和住所之间，紧张而又斗志昂扬。他对杨之华说：
“这样工作比在大学讲台上更有效！报纸宣传工作和打仗一样，必须做到知己知彼，每天都要了解敌友我的动态和思想。”
1926年7月，广东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随后以排山倒海之势横扫北洋军阀，中国共产党利用北伐军占领区域发展工农运动，在工人阶级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后，工会组织普遍建立并得以迅速发展；与此同时，农民运动也从最初的减租减息，很快跨入摧毁地主政权、解决土地问题的新阶段，两湖地区普遍建立了工人农民武装。
而随着工农运动的迅猛发展，湖北地区很快出现“商店歇业，工厂停机，市面萧条”的失控局面。湖南地区乡村农运伊始，即出现“华容民众打死土豪、资兴县部驱逐知事、茶陵拘警所所长游街等”轰动事件。中共党内陈独秀等人认为工农运动出现“过火”行为，应当予以控制。然而，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恰恰相反。
1927年2月，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来到上海，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决议。当时在沪的三位中央常委陈独秀、彭述之、瞿秋白对该决议产生了不同意见，彭述之明确“反对这些决议，认为决议中关于资产阶级作用的说法尤其错误，因为在中国并没有（决议中所说的）工业资产阶级”；陈独秀则抱怀疑态度，认为“要看看它的效果才能决定”；只有瞿秋白“百分之百地赞成这个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