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河汾《燕闲录》云，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板，此印书之始。……雕本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
按印刷之术，盖由刻碑变化而来。隋文帝敕令雕板，遂开吾国印刷术之始，然民间犹未通行。唐时益州始有墨板。五代后唐时，冯道请镂板刻九经，置之国子监，至宋而蜀本、闽本、浙本始大盛。
戊、测量
询创意造浑天仪，不假人力，以水转之，施于暗室，……天时合如符契。……询作马上刻漏，世称其妙。（《隋书》卷七八《耿询传》）
总之，隋时人民生活状况，在文帝时最称丰盈，至炀帝耗费有加，而民不堪命矣。
按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然考之史传，则未见其有以为富国之术也。盖周之时，酒有榷，盐池盐井有禁，入市有税，至开皇三年而并罢之。夫酒榷盐铁市征，乃后世以为关于邦财之大者，而隋一无所取，则所仰赋税而已，然开皇三年，调绢一匹者，减为二丈，役丁十二番者，减为三十日，则行苏威之言也。继而开皇九年，以江表初平，给复十年，自余诸州，并免当年租税；十年，以宇内无事，益宽徭赋，百姓年五十者，输庸停放；十二年，诏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则其于赋税，复阔略如此。然文帝受禅之初，即营新都徙居之，继而平陈，又继而讨江南岭表之反侧者，则此十余年之间，营缮征伐，未尝废也。史称帝于赏赐有功，并无所爱，平陈凯旋，因行庆赏，自门外夹道，列布帛之积，达于南郭，以次颁给，所费三百余万段，则又未尝啬于用财也。夫既非苛赋敛以取财，且时有征役以糜财，而赏赐复不吝财，则宜用度之空匮也，而何以殷富如此？史求其说而不可得，则以为帝躬履俭约，六宫服浣濯之衣，乘舆供御，有故敝者，随令补用，非燕享不过一肉，有司尝以布袋贮干姜，以毡袋进香，皆以为费用，大加谴责。呜呼，夫然后知《大易》所谓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孟子》所谓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者，信利国之良规，而非迂阔之谈也。（《通考》卷二三《国用考》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