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两类传内在的区别与转化，参徐冲：《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单元三“外戚传”与“皇后传”，第123—153页。
[32] 《史记》卷一〇《文帝本纪》，第415—416页。
[33] 渡辺信一郎《元会的建构——中国古代帝国的朝政与礼仪》，收入沟口雄三、小岛毅主编：《中国的思维世界》，孙歌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63—409页。甘怀真强调君臣关系的仪式性及人为性（“义合”），指出成立要经过“策名委质”仪式，但过于看重面对面的仪式互动，忽视了通过文书等方式间接确立君臣关系的途径，他说“称臣的仪式主要是向君主奉表，将自己的名书于策，然后名登于君主的‘名籍’”；随后又说“只有经过皇帝亲自主持的称臣仪式，才算是天子之臣，这类的君臣才受严格意义的君臣关系所规范”，后说未免拘泥于面对面的仪式，忽略了文字的作用，亦与史实不符。《汉书》卷八九《循吏传》序称“（宣帝）及拜刺史守相，辄亲见问，观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以质其言”（第3624页），看来此前拜刺史守相，皇帝并不要亲自召见，宣帝因重视地方治理，而改变了惯例。据此，郡国守相在内，即便是拜任之际，也未必能见到皇帝。的确，《汉旧仪》所述皇帝出席高官拜授的场合，并未提到郡国守相，最低只到中二千石，见孙星衍辑，周天游校：《汉官六种》，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66—67页。甘说见《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第210、229、232—233、269—272、383页；关于郡县通过名籍来实现策名委质，见侯旭东：《中国古代人名的使用及其意义——尊卑、统属与责任》，《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修改稿收入所著《近观中古史——侯旭东自选集》，上海：中西书局，2015年，第18—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