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伟亚对档案内容本身的诠释，是想超越以往人们对帝国想象与被殖民世界知识生产方式之间关联性的传统论述。这种论述或者纠缠于档案史料是否再现了与真实客体之间的关系，或者停留在致力于发现对殖民地遭遇的道德谴责和批评这个层面，而没有发觉帝国的认知体系所依赖的物质实践（包括人口普查、地图绘制、族裔与自然史描述以及对于这些书写媒介的收集整理和编目存储）是由想象与虚构重构起来的。这些认识体系成功地生产了对于其他民族、其他地域和其他知识的信息，也由于人们对于这类信息生产的物质性的忽略，这一套知识—档案—国家机构的实用性被遮蔽了。[37]
更为重要的是，后现代理论使对历史对象诠释的多种途径确立了各自的位置和价值。现代化叙事几乎只承认对历史现象的所谓“复原”程序，即比较接近历史经历的那种状态的复原，尽管他们的复原是按照现代化路径做出的主观推测，而拒斥其他解读历史的可能性。后现代史观认为被亲身体验的“过去”未必比历史上重建的“过去”更有价值，历史上重建的“过去”也未必比神话化的“过去”更有价值。因为在各自领域里，这几种看待历史的方式都有相当牢靠的依据，在各自不同的场景中发挥着作用。这种对历史对象的类别划分和各自定位，实际上大大扩展了历史研究进行多元诠释的可能性。后现代面临被质疑的一个问题是，后现代强调个人经验的特殊性，这是否意味着存在一个危险，那就是一种个人经验如果只以特殊的状态存在，那么我们如何确认它对群体和社会的意义呢？后现代论者的回答是：这种独特性的背后，其实深嵌着自觉体验的过去的各个方面都会遇到的一些基本模式。[38]因此，个人的特殊经验仍可以在普遍意义上构成对群体经验的说明，比如柯文通过对义和团神秘仪式的研究，发现它与世界上其他地方对降神附体的体验、对死亡威胁的恐惧等颇有相似之处。这些经验尽管可能和一些非人格性的大趋势的探寻无关，却可能构成另一种历史的微观现场。当年福柯提倡以“微观权力学”的“身体政治”分析取代国家官僚机构的上层分析，恐怕亦有此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