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兵攻城之际，我政府即致电国际联盟，请其召集理事会，筹划处置，我愿承诺国际调查或国际公断等办法。但是国际联盟，并无适当的外置。日本却又径致《觉书》于我说：“战争进展到京、津，其祸乱或及满洲之时，日政府为维持满洲起见，或将采取适当有效的处置。”日本此时，以为如此一来，北伐必然停顿；即使继续，也要经过长时间的斗争；日本于中取利的机会甚多。尤其兵争延及东北时，日本可以遂其所大欲。谁知国民革命军，依旧绕道北上。而且经此事变，我国人反有相当的觉悟，东北军也发出息争御侮的通电，于六月初，竟退出关。胶东的兵，于九月一日易帜。在天津以东的直鲁军，亦因关内外的夹击，于九月中旬解决。日人无可如何。十月初，乃和我国开始交涉。我国提出：（一）先行撤兵；（二）津浦通车；（三）交还胶济沿线二十里内的行政机关；（四）胶济路沿线土匪，由中国负责肃清等项。日人不愿意，交涉停顿。后来屡经波折，到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才定议：日军于两个月内撤退。双方损害，则设共同委员会调查。议定之后，我方派出接收委员。日兵初定四月十八至二十五之间撤退。旋又说胶东匪乱甚炽，坊子以东，要议展期。我政府不赞成分期接收，索性将全部展缓。直至六月五日，日方才开始撤兵，至十六日而接收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