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杜威常因“不重视教师问题”而为人所诟病。尽管有人为杜威辩护说，在杜威学校中，在《我的教育信条》和《我们如何思维》《民主与教育》中，杜威非常重视教师的作用，并且为教师如何教学提供了清晰的指导原则，不可谓不关心教师、不可谓不重视教师问题。然而，从对待教师的民主权利、对待教育民主这个问题来看，与其对儿童的学习民主的强调相比，在这一时期杜威的相关见解和兴趣确实太少。从积极方面看，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发展教师的专业精神，教师如何在引导社会舆论形成中发挥作用?从消极方面看，教师如何能够免于因言获罪或被解雇?杜威提供的答案往往非常简练，这是个客观事实。不过，尽管我们需要承认杜威思想中存在着某种不足——也许这不能算是不足，思想家不可能面面俱到地关注某个时期内发生的所有问题，但是杜威重视教师问题、勇敢捍卫教师正当的民主权利这一点从1903年以来始终如一，并且越来越激进，以至于亲身躬行。在发表《教师的专业精神》的同一年即1913年，杜威便帮助纽约市公立中学教师成立了纽约市教师联盟(Teachers’League of New York)。3年后，当该组织面临解体的危险时，杜威又促成了纽约市教师工会的诞生。1916年在杜威的敦促下，教师工会加入了美国劳联(Federation of Labor),成为该组织的第五支部。作为该组织的草创人之一，杜威连续3年担任副主席。同年发表的《教师的专业组织》一文说明了其重视教师工会的原因，并说明了教师工会对教师的专业精神养成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