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就是日本文学对东北流亡作家的影响。萧红因与萧军在感情上出现裂痕，曾于1936年只身东渡日本以求解脱和慰藉。在日本期间，萧红一方面认为日本的社会和国民有着病态并予以否定，一方面又学日语，力争读懂和了解日本文学，并对日本文学表现出尊重和亲和，这些内容都在她与萧军的通信中有所表现。
总之，异质文化的交流和多民族的交融使东北地域文化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情，同时，也使得东北流亡作家的创作呈现出别样的景观。
[1] 端木蕻良：《科尔沁前史》，《端木蕻良文集》（第1卷），北京出版社，1998，第568页。
[2] 逄增玉：《黑土地文化与东北作家群》，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第163页。
[3] 萧军：《第三代》，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第662—663页。
[4] 李健吾：《八月的乡村》，载郭宏安编《李健吾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第89页。
[5] 端术蕻良：《文学的宽度、深度与强度》，《七月》，1937年第5期。
[6] 骆宾基：《略谈契诃夫》，载《初春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