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类传史论的特色。《后汉书》的其他类传如党锢、循吏、酷吏、文苑、独行、逸民、列女以及“六夷”等传的序、论，如范晔所说，都写得“笔势纵放”，颇多精彩之处。《循吏列传》序概述了东汉一朝循吏简史，认为光武时期与章帝、和帝以后，是循吏辈出、屡屡不绝的两个时期。而循吏的特点是“仁义笃诚，使人不欺”，“可以感物而行化”，做到“明发奸伏，吏端禁止”，“移变边俗”，等等。范晔着重指出了循吏的出现，其最重要的原因是最高统治者的政治风范，故序文用了近一半的篇幅称赞光武帝的“勤约之风，行于上下。数引公卿郎将，列于禁坐。广求民瘼，观纳风谣。故能内外匪懈，百姓宽息。自临宰邦邑者，竞能其官”。他充分肯定了这种垂范作用对于循吏政治的重要影响。《循吏列传》后赞进而指出了循吏政治的社会作用是：“推忠以及，众瘼自蠲。一夫得情，千室鸣弦。”作为史学家，范晔对循吏表示出“怀我风爱，永载遗贤”的崇敬之意，表达了他的一种社会理想。同循吏相对的是酷吏。《酷吏列传》的序、赞表明范晔对酷吏政治的朴素辩证认识。他一方面认为酷吏的出现是政治统治中不可避免的，酷吏的特点是“肆情刚烈，成其不桡之威”。他们敢于“揣挫强执，摧勒公卿”的执法精神“亦为壮也”，故能“厌快众愤”。但毕竟手段严酷，“末暴虽胜，崇本或略”。这个评价自然不如对循吏的称颂，但范晔也没有完全否定酷吏的作用，认为前者是本，后者是末，这是为政之中的本末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