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期抗战，就是我们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照敌人的理想，他何尝不想一举挺进我们的长沙和南昌；然而他进到岳州以后，就不能再攻进来，这就可以证明不是他的战略上没有算到这一着，而是事实上他的力量已用尽，没有余力再侵略进来。”
蒋介石这番分析，使得下面热闹起来，窃窃私语不断，一些黄埔系将领更是将敬佩之色挂满脸上，奉承校长的高瞻远瞩，明察秋毫。
汪精卫对形势的判断却与蒋介石截然相反，满目悲凉疮痍，陷入了极度悲观的思想境地。
自武汉失守，撤至重庆以来，他在上清寺的官邸，已成了求和派聚会的场所，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陈春圃是这里的常客。
今天，周佛海一帮人来访，谈及形势，还未说上几句，他就怒火冲冲：
“蒋先生是把中国往死路上拖，我们的国力他难道不清楚，已不能再战了。”
“现在我们已无路再退，再退只有退到西北，大家都成为共产党的俘虏。”
气急败坏，声嘶力竭，往日文雅雍容的风度一扫而光。
陶希圣也在一旁帮腔，他拖长声调，阴恻恻地说：
“愚昧啊！归根到底是中国人的愚昧。我早就说过，战事甫起，各式各样的宣传一哄而起，而科学却受到了很大打击，以一种缺乏理智的感情冲动，表现为自不量力的煽动。对外抗战，必须坚持有理性的科学精神，有条理有计划和有实效的方法。用科学的方法组织民众，用科学的方法准备物资，则抗战才能有望。诸位，拭目一下中国，有科学的方法吗？有科学的精神吗？只有冲动，只有蛮干。从广州、武汉陷落以后，中国已没有一个完整的师，说打是打不下去了，已经犹如一个身体虚弱的病人，还要让他拚命地一搏，这只能加速他的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