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后来夏菁担任联合国农业专家,远去了牙买加。梁先生一度旅居西雅图。我自己则先旅美两年,继而去了香港,十一年后才回台湾。高雄与台北之间虽然只是四小时的车程,毕竟不比厦门街到安东街那么方便了。青年时代夜访梁府的一幕一幕,皆已成为温馨的回忆,只能在深心重温,不能在眼前重演。其实不仅梁先生,就连晚他一辈的许多台北故人,也都已相见日稀。四小时的车程就可以回到台北,却无法回到我的台北时代。台北,已变成我的回声谷。那许多巷弄,每转一个弯,都会看见自己的背影。不能,我不能住在背影巷与回声谷里。每次回去台北,都有一番近乡情怯,怕卷入回声谷里那千重魔幻的旋涡。
在香港结交的旧友之中,有一人焉,竟能逆流而入那回声的旋涡,那就是梁锡华。他是徐志摩专家,研究兼及闻一多,又是抒情与杂感兼擅的散文家,就凭这几点,已经可以跻列梁门,何况他对梁先生更已敬仰有素。一九八〇年七月,法国人在巴黎举办抗战文学研讨会,有代表旧案重提,再诬梁实秋反对抗战文学。梁锡华即席澄清史实,一士谔谔,力辩其诬。夏志清一语双关,对锡华翘起大拇指,赞他“小梁挑大梁”!我如在场,这件事义不容辞,应该由我来做。锡华见义勇为,更难得事先覆按过资料,不但赢得梁先生的感激,也使我这受业弟子深深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