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克辛成了评论家的靶子。
在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一篇文学作品被点了名,对作家来说,有点像剑侠小说中,被武林高手点中死穴一样,顿时昏厥麻爪,立感天日无光,眼前一片漆黑,下场不敢想象。这种痛苦莫名的体会,不佞也是亲身感受过的。甚至到了解放以后,都在铁道部系统工作,有机会认识这位丁克辛,早年被整肃过的惶惶然,还时不时在他脸部阴影中流露出来,这你就不得不感叹,评论一旦等于权杖,是多么可怕了。
坦白讲,我也是侥幸活到七十出头的人了,虽然被评论的权杖,打得七荤八素过,但贱命之人,倒也耐得作践,至今仍在文坛厮混。不过,在夜里做身陷恶狗村的噩梦,倒是永远不变的主题,说明那些年里权杖式的评论,对于作家威慑力之深远,保质期竟达好几十年之久,到达下意识中,至今,每一念及,犹不寒而栗。估计这被狗狺狺然吠叫出一身冷汗的梦,非要做到死不可了。
可我为丁克辛抱憾的一点是,那么早就被批了,那么早就挨整了,从此,一生的写作魂魄散了,但解放以后,他还想振作,1950年,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丁又写了《父子英雄》,发表在《人民文学》,结果被那时一言九鼎的周扬扣上“个人英雄主义”,再次跌落到谷底。由于在张家口对他的批判,传播的范围,充其量,仅仅是晋察冀边区而已,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周扬的批评,又是他点的一串名中最后一个,小拨拉子而已,既达不到延安时期对王实味《野百合花》,丁玲《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那样影响巨大,“青史”留名的程度,也不及建国后历次文艺界的批判运动那样大张旗鼓,家喻户晓。虽然臭得从此抬不起头来,却没有遐迩皆知的臭名,有点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