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施赈之举往往是贪官污吏中饱私囊的契机，结果受灾饥民毫无沾济，反而还可能备受敲榨。对此，康熙皇帝十分注意调查研究，以求克服赈济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弊端。
康熙四年(1665)二月，山西巡抚杨照疏报上一年太原、大同二府所属二十个州县及一部分卫所遭受旱灾，“俱十分全荒”,求免四年份钱粮，并发仓赈济。康熙皇帝立即以“察报延迟，有失抚恤之道，下旨切责”。遣人调查之后，方知灾区受灾至烈，有近“三十城之民饥谨至极”,督抚不但隐瞒了灾情，还照例追逼征收当年钱粮。康熙皇帝一边命令紧急动支山西省现存库米零银及见征在库的“不拘何项钱粮，发六千两”赈济灾民，“如再不敷，着该督抚及地方官设法拯救”,一边下旨明示“总督、巡抚俱系养民大臣，民饥之先，即应据实奏请拯救，乃至民饥至极方奏请拯救，殊负倚任之意”。令吏部将山西督抚“议处具奏”。康熙皇帝于四十四年(1705)南巡中，曾根据山东的情况说：“凡罹灾荒，倘预行奏报，无不可赈救者，只因山东各官匿灾不报，故大致饥谨。”他由此得出结论：“自古弊端，匿灾为甚。”康熙四十八年十一月，他又谕告说：“凡地方水旱，督抚即行奏闻，预为料理，则被灾百姓不至失所。今年安庆府、太平府属俱被灾荒，而巡抚刘光美竟不奏闻，其意以为灾荒非盛世所宜言，不知天时水旱之灾，乃所恒有，生民关系甚大，匿不以闻，殊为非理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