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在从前，实在是一种文官考试。所试的科目，理应切于做官之用。然而历代所试，都不是如此的。
这真是一件极奇怪的事。要明白此弊之由来，则非略知历史上此制度的发展不可。古代的用人，本来只求有做官的智识技能（此智识两字，指循例办公的智识言，等于后世的幕友胥吏，不该括广泛的智识），别无所谓学问的。后来社会进化了，知道政治上的措置，必须通知原理，并非循例办事而已足。于是学问开始影响政治，讲学问的人，亦即搀入政治界中。
秦朝的禁“以古非今”；只许学习“当代法令”；“欲学法令，以吏为师”；是和此趋势相反的。汉朝的任用儒生，则顺此趋势而行。这自然是一种进步。但既知此，则宜令做官的人兼通学问，不应将做官的人与学问之士，分为两途，同时并用。然汉朝却始终如此。只要看当时的议论，总是以儒生、文吏并举，便可知道。
《续汉书·百官志注》引应劭《汉官仪》，载后汉光武帝的诏书，说“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
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第一种是德行，第四种是才能，都是无从以文字考试的。第二种即系儒生，第三种即系文吏。左雄考试之法，所试的亦系这两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