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从积极的方面来看，野史笔记在思想上、内容上和体裁上，都有值得重视、借鉴之处。不论是在研究、撰写中国历史方面，还是在促进当今史学发展方面，野史笔记都是有待于进一步发掘的史学宝藏。
[1] 原载《齐鲁学刊》2000年第1期。
[2] 陆龟蒙：《奉酬袭美苦雨见寄》，《全唐诗》卷六三○，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7228页。
[3] 参见《唐会要》卷六十三《史馆上·修国史》；《册府元龟》卷五五六《国史部·采撰二》；《新唐书·艺文志二》杂史类著录，“沙仲穆”作“公沙仲穆”。
[4]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五十八《艺文志二》杂史类，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468页。
[5] 一名《江南野录》。
[6] 洪迈疑非孔氏所作，参见《容斋随笔》卷一五“孔氏野史”，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97页。
[7] 《史通》卷十《杂述》篇失于过“杂”，不如《隋志》“杂史”类论列清晰。
[8]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五《经籍考》，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647页。
[9] 洪迈：《容斋随笔》卷四“野史不可信”条，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53～54页。
[10]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第10册专集之七十三，北京：中华书书，1989年，第4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