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典序言，史官记事，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伏牺以降，周、秦斯及，两汉传绪，三国受命，迄于晋、宋，载籍备焉。自有魏南徙，乘机抚运，周、隋禅代，历世相仍，梁氏称邦，跨据淮海，齐迁龟鼎，陈建皇宗，莫不自命正朔，绵历岁祀，各殊徽号，删定礼仪。至于发迹开基，受终告代，嘉谋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绩，无乏于时。然而简牍未编，纪传咸阙，炎凉已积，谣俗迁讹，余烈遗风，倏焉将坠。朕握图驭宇，长世字人，方立典谟，永垂宪则。顾彼湮落，用深轸悼，有怀撰次，实资良直。[5]
从这篇诏书所述，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一是强调了“史官记事”的重要作用和深远意义，即“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二是对于前代历史，如魏、周、隋、梁、北齐、陈等南北各朝，均做同等看待，反映了一个统一朝代君主的宏大胸怀；三是指出撰修前朝史的重大意义，即“方立典谟，永垂宪则”，“有怀撰次，实资良直”。从令狐德棻的建议到唐高祖的诏书，都不是一般的讨论史书“惩恶劝善”的社会功能，而是把史书和修史看作政治上一件承前启后的历史性的工作。
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的《修晋书诏》把史书帮助人们认识历史的思想又向前推进了，使之更为具体，更便于人们理解。诏书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