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眼前一望都是白色，
但是我们并不觉得恐怖。
我们已经是视死如归，
大踏步地走着我们的大路。
要杀你们就尽管杀吧！
你们杀了一个要增加百个：
我们身上都有孙悟空的毫毛，
一吹便变成无数的新我。
接着，潜回上海的李一氓奉命找到潘汉年，向他传达了周恩来的意见：
创造社是有很大影响的文学团体，要在白色恐怖下发挥战斗作用。由于郭沫若、成仿吾等人目标太大，为了安全，只能充任创造社的精神核心。希望潘汉年、李一氓和阳翰笙挑起这副重担来。
潘汉年在自我批判的过程中，正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此时，他得到党的领导的指示，真是兴奋异常。
潘汉年更加勤奋执笔，在《幻洲》上写下一篇又一篇投向敌人的匕首似的雄文。
担起左翼文坛领导重任 却又错误参加围攻鲁迅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潘汉年受“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在他所主编的刊物上和他自己所写的文章中，不断向反动势力发起攻击，不大讲究斗争策略，出现了扩大打击面的偏颇。
在这前后，上海左翼文坛爆发了和鲁迅先生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潘汉年受这种特定的偏颇思想的主宰，也操笔上阵、参预了攻击鲁迅先生的论战。当时苏联和西欧各国无产阶级文学的活跃，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高涨，给了中国革命家以推动和鼓舞。于是，从1928年1月起，经过整顿的创造社和由蒋光赤、钱杏邮等组成的太阳社，在《创造月刊》、《文化批判》、《太阳月刊》等刊物上，正式开始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倡导。但是，由于这些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者们，大多处在由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转化的过程中，他们一时还未能较好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上有片面性、绝对化、以革命的化身自居等毛病，因而不仅在当时革命形势的分析上发生错误，而且在他们的文学主张中也夹杂了不正确的观点。再由于他们当时受党内因失败而抬头的“左”倾思想的影响，对当时中国社会性质、革命任务等认识不清楚，把批判的矛头错误地对准了鲁迅先生。他们不但把鲁迅当作“时代的落伍者”，资产阶级“最良的代言人”，而且说鲁迅是“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他们还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茅盾、叶圣陶、郁达夫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