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我获得极大心理满足时，朱虹忽然淡淡地来了句：“你当年是北京师院毕业的吧？”
这就戳到了我的痛处。不知道她和那位美国朋友是否看出我的尴尬。还好，朱虹并没有等待我的回答，又说起别的来。
有一利必有一弊。轰动会引来“粉丝”也会引来“愤丝”。讨厌我、抨击我的人士里，有的就“打蛇打七寸”，不跟我讨论观点，只追究我的“资格”，文章开头所引的那个“热帖”就是一例。
我“学历羞涩”。我1959年进入、196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专科学校。尽管这所学校后来部分并入了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但我只念了两年专科就分配到北京十三中担任语文教师。至今我填写任何表格，上面若有“学历”一栏，都无法填入“大本”，只能老老实实地写明“大专”。
从北京师专毕业到北京十三中任教，吸粉笔末有十三年之久。之所以能写出《班主任》，当然与这十三年的生命体验有关。但我执笔写出和发表出《班主任》的时候，已经不在十三中了，我那时已经是北京人民出版社（现北京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的一名编辑。最近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一些报导提到1977年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刊登出《班主任》，还说“作者当时是中学教师”。《班主任》刊发后很轰动，那时候社会各阶层的许多人士都读过它，但后来许多人或兴趣转移或没有空闲很少甚至不再阅读文学作品，任凭我如何辛勤创作，持续发表作品，乃至于写出长篇小说获得茅盾文学奖，对不起，他们只对《班主任》有印象，因此遇到我不免就问：“你在哪个中学教书呀？”改革开放以后，大城市的中学，尤其是所谓重点中学，包括我曾任教的北京十三中，教师的受尊重程度和工作报酬都大幅提升，但总体而言，中学教师在社会文化格局里，仍属于比较下层的弱势群体。“他不就是一个中学教师吗？”听话听声，锣鼓听音，这样的话语还算客气的，像我文章开头的那一声恨骂，“丫”是北京土话“丫头养的”的简缩，含义是“非婚私生子”，“中学教员”被骂者视为“贱货”，他这样对我恶骂，似有深仇大恨，其实我真不知道究竟我于他有何妨碍。说要啐我“绿痰”，倒让我忍俊不禁了，能啐出“绿痰”，他得先让自己的肺脓烂到何种程度，才能够兑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