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时,西北强敌西夏不断侵扰,他被任为前线副帅抗敌。当时朝野上下出于报仇心理和抗战激情,都高喊出兵。主帅命令出兵,皇上不断催问,左右不停地劝说。但他认为备战还不成熟,坚持不出兵。主帅韩琦说:“大凡用兵,先得置胜负于度外。”他说:“大军一动就是千万人的性命,怎敢置之度外?”朝廷严词催促出兵,他反复申诉,自知“不从众议则得罪必速”,“奈何成败安危之机,国家大事,岂敢避罪于其间”。结果,上面不听他的意见,1041年好水川一战,宋军损失六千人。此后宋军再不敢盲动,最终按范仲淹的策略取得了胜利。这种独立思考的理性精神到九百多年后类似一例就是,共产党的粟裕将军在淮海战役前中央三下其令要他率师渡江,他三次斗胆向中央和毛主席上书,建议战场摆在江北,终于为毛泽东所接受,这一决策使得解放战争提前胜利三年。[1]
在人性中,独立和奴气,是基本的两大分野。一般来讲,人格上有独立精神的人,在政治上就不大容易被收买。我们不要小看人格的独立。就整个社会来讲,这种道德的进步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奴隶制度造成人的奴性,封建制度下虽有“士可杀不可辱”的说法,但还是强调等级、服从。进入资产阶级民主社会,才响亮地提出平等、自由。人性的独立才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标准和道德意识。这一点西方比我们好一些,民主革命彻底,封建残留较少。[2]中国封建社会长,又没有经过彻底的资本主义民主革命,人格中的奴性残留就多。[3]现在许多人也在变着法媚上,对照现实我们更感到范仲淹在一千年前坚持的独立精神的可贵。正是这一点,促成了他在政治上能经得起风浪。做人就应该“宠而不惊,弃而不伤,丈夫立世,独对八荒”。鲁迅就曾痛斥中国人的奴性。一个人先得骨头硬,才能成事,如果他总是看别人的脸色,他除了当奴才还能干什么?纵观范仲淹一生为官,无论在朝、在野、打仗、理政,从不人云亦云,就是对上级,对皇帝,他也实事求是,敢于坚持。这里固然有负责精神,但不改信仰、按规律办事,却是他的为人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