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基础上，我们有必要对安禄山在叛乱前夕的实际权力进行逐一分析。首先来看安禄山对河北道的控制。对于开元中期以来幽州重要性的显著提升，学界长期以来认为这一现象与契丹和奚所谓“两蕃”的崛起和威胁密切相关。玄宗朝后期，随着第二突厥汗国的没落，东北部的契丹与奚逐渐成为唐朝的主要边患。随着开元初年默啜败亡，东北边疆奚与契丹的威胁日益严重。杜佑指出“开元二十年以后，邀功之将，务恢封略，以甘上心，将欲荡灭奚、契丹，翦除蛮、吐蕃”⑤这一事实，可见东北方面与奚、契丹间的矛盾已日益突显。陈寅恪最早注意到唐代东北方的问题，指出“高丽废而新罗、渤海兴，唐室对于东北遂消极采退守维持现状之政策”,认为“斯诚可谓唐代对外之一大事”。①黄永年将杜佑的“二统”说予以发挥，认为随着第二突厥汗国“到开元初默啜败亡，势复浸衰”,肩负抵御奚、契丹责任的范阳、平卢、河东三镇则日见重要。②这种解释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它过分夸大了两蕃在当时的实际力量，并刻意将幽营地位的提升与安史之乱的爆发联系起来。事实上，分析这一时期唐朝的边疆局势，仍然离不开对整个北方战略的宏观把握。如果我们细审当时玄宗的诸道相关诏书，会发现对于两蕃的遏制，其初衷仍在于对抗唐朝当时的头号劲敌突厥。无论是经略幽营还是控遏两蕃，根本目的都是最大限度地孤立和肢解突厥汗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