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最后决定：在朔方之地，从幽州至灵州，分置顺、化等四州都督府；分颉利之地为六州，置定襄和云中两都督府以统其众。虽然都督、刺史仍以酋长充任，但是大多数酋长和首领都入京为将军等官，人数达百余人之多，几与朝士相半。突利可汗来附前原建牙直幽州之北，当唐太宗封拜他为右卫大将军叫顷州都督、北平郡王，令他率部落还蕃时，乃举当年隋朝扶植东突厥启民可汗，及至启民强大，乘隋乱而为患之例，严厉地警告说：“我今所以不立尔为可汗者，正为启人(即启民，避太宗讳)前事故也。改变前法，欲中国久安，尔宗族永固，是以授尔都督，当须依我国法，齐整所部；如违，当获重罪!”这些可汗酋长既受大唐官爵，统领所部又“须依我国法”,是则唐太宗此时对他们实行的是实质的直接统治，可以无疑。
及至贞观十三年(639),薛延陀已发展成漠北新强权，渐对大唐北边构成压力，这年适逢发生几十个扈从的突厥卫士叛乱，唐太宗始患之，上书者也多言处突厥于中国不利，遂决定让其部落北还复国，以大漠为界，与薛延陀分而治之。新册可汗李思摩——即被赐国姓的原右武侯大将军、化州都督、怀化郡王阿史那思摩，因害怕薛延陀强大，不肯北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