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典型的自然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令人瞩目的思想，同样没有超出前几个世纪业已存在的复杂与混乱。在寻找理性的优势——理性可以消减自然危害——时，他遇到了同样的困难；而在面对人们“理性”生活中所产生的新的精神危害时，他同样十分盲目。
事实上，杜威比起洛克或休谟来说，更少留意自私带来的社会危害。依他所见，去利用理性的优势——即摆脱自私的堕落——这一愿望，常以信赖“科学方法”并将反社会的行为归因于“文化的落后”——即归因于社会科学不能与科学技术齐头并进——的形式出现。“诚实的人都不能否认存在着大量的强制与压迫”，他说道，“但是，这些并非科学和技术的产物，而是那些拒绝科学方法的旧制度旧习惯长期遗留下来的产物。得出这种推理是显而易见的”［23］。过去和现在的失败归咎于以下事实：科学方法“从来没有努力去运用所有的资源，而现在，科学的材料和实验的方法使我们能够运用这些资源”［24］。理智屈从于偏爱，这归咎于错误的社会理论，这些理论代表着“一种走样的黑格尔辩证法之政治版本”，而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必须清晰地说明，这种“方法与有组织的合作探究方式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后者在物理自然科学领域中已赢得全面的胜利”［25］。
